于是，15%以上的人选择用自杀来结束自己漫无边界的痛苦和悲伤，成为构成我国自杀人群总数的大部分，或者，任由百病袭击、突发死亡。
“这一人群的平均寿命少了20～30年。”杨甫德沉重地说。
与惨痛的后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绝大多数人患病而不自知。“尤其是抑郁症患者。”据调查，抑郁障碍患者从未就医者高达62.9%，在现有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恰当的药物治疗。
无知、偏见、恐惧、躲避，这个脆弱的群体甚至缺乏本能的自救。
“学会面对。”小安一字一顿地说，“先要面对，才能拯救。”
救赎
——精神科床位每万人仅1.04张，注册精神科医生仅1.6万人，护士严重不足
1亿精神病患悬于陡崖，病魔、负担、歧视如不断加码的巨石，而另一边，“救命的稻草”是虚弱的医疗卫生体系。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精神疾病医疗机构仅572家，共有精神科床位13.2万张。照此计算，全国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为每万人1.04张，远低于世界平均数每万人4.3张。
仅比对现状：13.2万张床位，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杯水车薪。
况且，仅有的资源还集中在发达的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很多区县、甚至地市级城市都没有一家精神疾病医疗机构。
求医的愿望无法实现，排斥的心态得偿所愿，在一些地方，人们把精神病患者用高墙铁锁“囚禁”，任其自生自灭。
即使在一些发达城市，情况也不容乐观。以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为例，按照营业执照，应该是76张床位；现实中，床位已经被迫增加到300多张。
“我们在2009年就一直申请扩编，但始终没有回应。”该院院长王诚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
编外的床位比在编的多，这导致医院的病房、医疗设备、基础建设都早已无法满足需求，这在基层机构里已是通病。
更加千疮百孔的是医务工作者队伍。据统计，我国共有注册精神科医师1.9万人，每7万人中产生一位。与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比对，每位医师对应842人。
在这背后的原因是，开设精神卫生专业的院校屈指可数，智力支持长期断流。硕果仅存的少数“专家们”又很可能因为工作环境、待遇等原因更愿意进入综合性大医院、心理诊疗中心，甚至是改行，最终落脚在精神卫生医院的堪称“罕见”。
因此，几乎所有的精神卫生医院都长期面临人力不足的困境，“全年招聘”已是常态。
于是，产生了这样的数据——在北京某基层精神病医院中共有200多位医生，平均每位医生要负责20名患者，是综合性医院的5倍，而且，队伍每年的流动量在20人以上，其中，有“医师资格证”的不到5人，数十年来没有发表过学术论文。
比缺医生更可怕的是缺护士。精神病患者往往需要更多的监护和照顾，可现实是，所有精神卫生医院的护士数量都严重不足，甚至在个别医院里，一个护士要管几十个病人，而在综合性医院里，相对应的比例为1：2.5。
由于护士的专业定位不明确，“在任何领域和科室都能干”，所以流动性非常大。“精神卫生医院待遇低、压力大、风险高，甚至还要承受社会歧视，所以大批护士选择了离开。”杨甫德说。而他所负责的回龙观医院堪称是我国条件最好的精神卫生医院之一，即使如此，“每年招来的护士至少要流失三分之一。”
而且在我国，精神病院这个无论从量还是从质上都难堪重负的机构，几乎是患者的唯一选择。“我国没有任何康复体系，这导致精神病院成为制造残疾的凶手。”身为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的王诚如是说。
许多国家，精神病康复体系包括专科医院、社区康复中心等，旨在帮助患者早日回归社会。而在我国，基层精神病院是重症患者的唯一并往往是最后一站。在这里，很多人住了几年、十几年，至几十年，无形的囚锁困住了他们的心灵，他们远离人群、社会、正常的生活，直至他们完全康复，也无法找到归途。
墙上挂满了阿忆的油画，那是他对“外面”的幻想，色彩凌厉、线条模糊。五年前，阿忆就已经完全康复，但是，他选择在医院里度过余生，因为在“外面”等待他的是冷漠的家人、陌生的世界和一无所有的惶恐。
“你给我钱，我都不会出去，我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阿忆已经在医院里住了20多年，他最害怕的是地铁。“四通八达，不知去向。”
“我们已经尝试着建立社区康复和救助中心，让患者回归社会。”2010年初，在意大利特伦托市精神卫生专家的指导下，北京市首家社区精神卫生康复中心——海淀区社区精神卫生中心八里庄分中心终于挂牌成立。
一年多以来，类似的机构在努力繁衍，但遭遇的阻力早已超乎想象。“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没有完善的志愿者队伍。”在康复中心，主要由志愿者照顾和引导患者的生活，帮助他们融入社会，而现在，志愿者不足40人。
“冰冷、孤独、无助。”小安如是描述“他们的世界”。
窘迫
——一位精神病院医生说：“我们每天都在违法，走在刀尖上。”
有同样感受的，不只是病人。
在某城某区年初的城市规划大会上，精神病院院长坐在台下第二排，正前方坐着区卫生局局长，台上，区长意气风发地指点江山，结尾处说：“劳教所和精神病院也不能没有，就放在最边上吧！”
于是，精神病院与劳教所一起搬迁，放在了地图的最边缘。乘地铁至终点，然后坐25站公交，到达山下。
“情何以堪。”这位院长说。
身在市区中心的北京回龙观医院则实属“幸运”。20年前，这里也是北京最北郊，只是随着市区的扩大，这所医院才被逐渐包围，意外成为“社区中的医院”，提前实现了所有精神病院的理想。
实际上，这所“理想医院”也正深陷于窘迫的漩涡中，无法自拔。“连续亏损11年。”院长杨甫德说，前年，该医院开展项目成本核算，“66%的项目亏损。”
作为一家必须“差额预算”的三甲医院，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创收”却显得既不合乎现实也不合乎情理。“我们的病人都是弱势群体，大多家境贫困，不堪重负，不允许我们创收。”
同时，精神病医院还必须被迫“慈善”。大量病人拖欠医药费，“连伙食费每年都能欠上百万。”还有“三无”人员、老弱病残、无家可归者寄居于此，唯有医院，承担所有。
于是，希望全部寄托在财政拨款上，而财政拨款唯一能解决的仅是按照医务人员编制划拨基本工资。
编制定于1993年，多年未变。按照该院编制，医务人员总数为1150人，可实际上，随着门诊量和床位数的急速增长，该院已经超编近300人，这些人的待遇，由医院自行解决。
结果是：这所医院还在使用上世纪50年代的平房院，至今没有任何大型设备。
尽管一些随着医改刚刚被纳入公共卫生系统的二级、一级医院有了国家财政拨款的待遇，但也“仅仅是温饱”。王诚说，以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为例，财政拨款仅能解决102位在编人员的基本工资，剩下200多位不在编人员仍由医院负担。
况且，基本工资非常微薄，只能实现“最低保障”，奖金、福利都无从谈起。“津贴？我们有特殊岗位津贴，每人每天1元。”杨甫德对此哭笑不得。
“我们的待遇仅是综合性大医院的三分之一。”王诚很苦恼，拿着如此微薄的报酬如何招聘？“专科的都不来，外地的也不愿意来。”即使来了，按照入编要求，“本科以上学历、北京户口”，“他们也无法入编。”
在这所医院里，多数人是年轻的面孔，他们大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专院校，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和技能，他们很难考到“医师资格证”。
“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编制、没有发展前景，我们拿什么招人？”王诚很焦虑，“连人都招不来、留不下，如何提高科研能力和服务质量？如何发展？”他无奈地说：“就剩我们两个老家伙了，又有行政职务。”医院仅有院长和副院长两人是“专家”，拥有“副主任医师资格证”。
最让王诚头痛的还是“医闹”问题，“每死必闹”。精神病患者要同时遭受病痛、药物副作用、并发症的困扰，他们态度消沉，求生欲望很低，往往会早逝或突发性死亡。“很多家属长期不关心患者，不了解情况，突然接到病危通知或死亡通知就觉得很意外，事出蹊跷，然后就是无休止的‘医闹’。”
在附近的太平间里，还冷冻着一位患者的遗体，他已经在那里躺了整整一年。“他是心脑血管疾病致死的，还不到40岁，家属要求医院赔偿40万，又无任何说明医院过错的证明。”经历了无数个“拉锯战”的王诚很感慨，“他们连死后都得不到安宁。”
大多“医闹”都是缘于病患在综合病症下致死，家属认为精神病医院应承担责任。“这是最严重的制度不合理。”王诚和杨甫德院长一致表示，综合性大医院一直以“条件不具备”为由拒绝接收精神病患者，“只会诊，不处理”，“精神病患者得了高血压、心脏病、肿瘤，怎么办？”
“连医疗卫生领域都对精神病患者歧视、排斥。”王诚院长叹息。
面对现实，“非法行医”成为所有精神病院无奈的选择。按照规定，精神病诊疗医师是不能处理其他领域的医疗问题的，现实是，精神病院的医师早已被迫成为病患的“全科大夫”，处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所有问题。
无论是医生本人还是医院，都非常清楚“违法”的后果，“吊销执照、民事责任、刑事责任”，一位老医师说：“我们每天都在违法，走在刀尖上。”
最让医院和医生们痛苦的是，“仁心”无法得到理解。患者和家属都常常认为，医院不够尽心尽力，医生不够尽职尽责。
院长只有经常在职工大会上安慰大家：“好人有好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