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公众对于山东方面跟在卫生部后面表态的方式颇有微词。他们认为，政府既然知道有大量不明疾病患者，而且还出现死亡病例，就应该及时予以公布，让公众及早预防。越是透明，公众越不会恐慌。相反，越是捂着不说，老百姓越是有恐慌心理。
记者调查采访的几个村子的村民至今都是从电视上了解到蜱虫疫情的。截至记者调查采访，当地村医也没有接到任何关于预防蜱虫叮咬导致患病的宣传和防疫指导工作。
唯有大辛店镇北李家庄村因为有一例死亡病例，村民对此疫情还相对了解，但对于预防和治疗知识却一概不知。
采访中，村民告诉记者。3年前村里就有蜱虫叮咬发病和死亡病例。在村民的指引下，本报记者找到了当年这位疑似蜱虫叮咬的患者。
邢汝海，55岁，蓬莱市大辛店镇北李家庄村民。这位正在工地上班的农民向记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2007年9月底，其结发妻子丁传香因发烧、浑身无力等症状感觉身体不适，认为是感冒便在家服药。见症状不消，就到卫生所打了两次吊针。五六天过后仍不见效。
10月4日，夫妻俩就到离村子3公里远的蓬莱市第二人民医院就诊。门诊化验血液显示：血小板减少、白细胞减少。在该院住院到6日后，病情恶化。当天赶紧到烟台市毓璜顶医院，但为时已晚。
料理完妻子的后事后，邢汝海也出现类似症状。自觉患了传染病，老邢就赶紧到北京协和医院就诊。诊断结果显示：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偏少。但老邢因诊疗及时，花费10000多元后出院。
对于是否有蜱虫叮咬，老邢称他和妻子都记不清是否有被蜱虫叮咬的过程，但发病症状的确和现在蜱虫疫情很相似。
农村防疫之忧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每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患者几乎都花费了高昂的治疗费。“这对于相对贫困的农民而言简直就是重创。”于鸿礼不无忧虑地说，“尽管有新农合报销部分药费，但报销比例不到一半。”
蜱虫疫情不仅仅剥夺了患者的生命，其高昂的诊疗成本同时也侵蚀着农村薄弱的经济。
自2003年非典肆虐，公共卫生才再次被提到一个高度。
2006年安徽出现第一例蜱虫叮咬人粒细胞无形体病后，各地逐渐呈现该病例。卫生部于2008年2月下发的《人粒细胞无形体病预防控制技术指南(试行)》(下称《指南》)中明确指出，蜱虫叮咬的无形体病属于传染病，人对此病普遍易感，与危重患者有密切接触、直接接触病人血液等体液的医务人员或其陪护者如不注意防护，有感染的可能。
《指南》中对无形体病的预防、症状做了详细的描述，并要求市县乡各级卫生机构进行培训，提高医务人员对该病的警惕性、识别能力和规范性。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乡村医生指出，“实际上《指南》的下发根本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尤其在蜱病原高发区没有形成足够的普及和预警作用。
传染科专家普遍认为这种传染病其非常好治愈，如果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及早使用抗生素，避免出现并发症，治愈率很高。
资料显示，硬蜱多生活在森林、灌木丛、开阔的牧场、草原、山地的泥土中等。软蜱多栖息于家畜的圈舍、野生动物的洞穴、鸟巢及人房的缝隙中。
蜱这种生活环境和特点恰好对应广大农村和城郊，也正所谓防不胜防的场所。就防护而言，个体的防护即便做到万无一失，也只能起到一时的作用，这就突显长久的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谁都知道农民耕种和收获不可能不到田野里劳作，牲畜更不能不到野外进食，也不可能到远离人居的地方放养。这就要求卫生防疫工作必须做到每一个环节。”上述有着近30年农村行医经验的村医坦言。“预防工作的到位和对预防工作的重视程度，不仅是对疫情和病毒认知程度的提供，更是对人类生命的敬畏和尊重。”
此次蜱虫叮咬致多人死亡的事件暴露出的中国农村公共卫生防疫的“死角”。
卫生部门除了对人接种疫苗之外，还应该加强公共卫生防疫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