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代的唐糖有些腼腆，交过几个男友，但始终觉得艾滋病离自己很远。大三时，他参与过自愿献血，并未查出异常。2006年夏天大学毕业后，他作为西部志愿者在一所乡村学校教书。
几个月后，唐糖去大连见男友，聊起此前一次高烧难退的经历，从韩国回来的男友警惕地带他去医院做艾滋病病毒检测。
“得知检测确认结果的时候，仿佛遭了晴天霹雳，心里除了害怕，便没有别的感觉。”唐糖回忆道。
在某种程度上，大学生“同志”社区是整个中国“同志”社区的一个缩影。根据卫生部统计，中国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男男性行为传播导致的比例从2007年的12.2%猛增至2009年的32.5%。多年从事同性恋和艾滋病防控研究的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说，这个比例今后上升到40%甚至50%都是有可能的，“传播了那么多年，政府工作才做几年?”
当然，张北川指出，上述比例的增加与艾滋病防控项目动员更多“同志”参加检测有关。
“同志哥”说，所有的性行为中，插入式肛交最容易感染。女性性工作者是为了金钱，更倾向于采取安全措施;有些“同志”是为了快感，反倒不喜欢用安全套。
杭州市疾控中心最近对175名“同志”网民进行了一次网络调查。结果显示，调查对象首次发生男男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为20岁，八成以上在半年内有过肛交行为，而最近六个月肛交行为中有三成以上的人从未使用安全套。每次性行为都使用安全套的只占两成。
张北川认为，大学生更注重感情，更愿意在感情基础上发生性关系，因此大学生“同志”的感染率应当低于大城市这个群体感染率的总体水平。
但由于缺乏调查数据，全国到底有多少大学生“同志”像刘季和唐糖一样不幸感染上艾滋病病毒，这仍然是一个谜。
“我想，我们的工作真是与大学生们的需求相差很远。”张北川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