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实是，这种疾病的遗传致病概率并不高。今年4月初，澳大利亚人丽贝卡·道格就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婴。这位母亲由于“患有AD中罕见的一种”，记不清生产过程，甚至认不出女儿的模样。
即便身上带有这种基因，“也有可能并不发作”，王虹峥解释说。
王军从来不愿说出“老年痴呆病”，而总是以学名称呼这种疾病，因为痴呆这个说法很容易给患者及其家人带来心理压力，也不能够准确地表达该病的概念。
2004年圣诞节，日本的AD病人收到了一份最好的礼物，日本政府立法废止“痴呆症”这个提法，从此改称为“认知障碍症”。
一种代价巨大的死亡方式
开始时，一切看起来和在老年人中普遍发生的记忆力下降没什么区别。但渐渐的，真正的AD病人的“失忆”会变得越来越严重，甚至“一边笑着一边忘记了自己为什么笑出声”。一个重庆病人曾经指着镜子里的自己说，“家里又来客人了。”
他们的空间辨析能力也在渐渐丧失，这群病人出门后很难找到回家的路。
更让亲友们难以忍受的，或许是人格改变。对王虹峥来说，在那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最重要的是一部暗红色的固定电话。很多病人家属哭着给她打来电话，仿佛就在一夜之间，老人突然变得极度自私、易怒，常常幻想家里有人偷他的东西，或者将粪便涂满整面墙壁。夜晚，甚至可能把全部衣服脱掉在街上乱跑。
一位曾经温文尔雅的老翻译家，晚年突然迷上了“捡破烂”。家里堆满了来历不明的垃圾，臭气熏天，如果家人想要扔掉他的“收藏”，他就会破口大骂，“他原来不是这样的人啊。”他的妻子绝望地哭出声来。
每个家庭都会被这个性情大变的人折磨得痛苦不堪，但实际上，“他只是生病了。”
最后，病人甚至不如一个婴儿，连吞咽这样简单的动作都忘记了。因为不能吃饭，只能长期靠输液和鼻饲为生。尽管AD不能直接导致病人死亡，但这些年老的患者往往因此而失去免疫能力，最终死于各种感染。因此，在美国AD被称为继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和癌症等疾病之后的生命第六大杀手。
不仅如此，一项来自美国的数据表明这种疾病有着愈演愈烈的杀伤力。从2000年至2006年，美国心脏病死亡率下降11%，中风死亡率下降18%，但与这些数字截然相反，AD死亡率上升46%。
在王虹峥看来，世界上根本没有治疗AD的“合适可靠的药物”，因为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研究透彻其发病机理。
一度，大脑灰质外的一些积聚的斑块被认为是罪魁祸首。那是一种名为Aβ的蛋白肽，它们的大量聚集形成了AD病人脑中常见的斑块，加上神经细胞内的神经元纤维缠结，发生了大量记忆性神经元数目减少。
现在，科学家们开始觉得凶手另有其人。“Aβ蛋白沉积成斑块或许只是病变的结果之一，而不是真正的原因。”王军告诉记者。
种种不断被后人推翻的研究面前只有一个未曾改变的事实——AD仍是不治之症。现在，通过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和磁共振成像等技术已经能够确诊AD，但“一旦确诊，就不可能再康复，只有慢慢走向死亡”。
一个患者的病程可达5年到17年，“最后不但病人自己垮了，也可能把整个家庭拖垮。”ADI中国委员会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每个 AD病人平均治疗成本约为112万元人民币。而将近一半的照料者后来也引发了功能性紊乱及其他相关疾病。
王虹峥的一些医生朋友，甚至在中年时就请律师写好遗嘱，声明“如果不幸患有此病，子女必须将我的全部财产用于治疗”。
无疑，这是一种代价巨大的死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