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概念的炒作之后，生物芯片领域的投资进入理性的阶段。分析该领域的投资，我国生物芯片公司目前的“钱”景可归纳为三种模式：一种被通称为“国家队”，由政府投资，达8亿元之多，主要以北京博奥芯片和上海生物芯片公司为代表；另一种可以被称为“企业队”，主要资本来自其他领域的上市公司或者其他商业资本投资，其典型代表是上海联合基因公司；第三种资金来源则较为复杂，他们大多不以生物芯片为主业，似乎也不关心企业主要现金流是否来自于生物芯片项目或产品本身，技术或产品大多购买自权威研究机构，有的也颇有到二级市场操作的可能，比如深圳益生堂科技等。
进入2002年年底，业界已经提出“中国生物芯片行业烧完了第一桶金”的观点。但从生物芯片身上应当赚回的“第一桶金”何在？业界人士对此普遍不抱乐观态度。
业界人士认为：正是基于对生物芯片的“钱”途堪忧，导致了在过去36个月中投资生物芯片的众多上市公司实际上纷纷撤资。
“自1998年6月29日美国宣布正式启动生物芯片计划，到目前美国已有10多家生物芯片公司股票上市，平均每年股票上涨75％”。
迄今为止，以技术与资本完美结合为突出看点的国内投资规模最大的生物工产业化合作项目——上海博星基因芯片有限公司为例。根据证券界人士的长期跟踪与全面分析，竟然发现自2001年1月以来，上海博星的“父系”资方与“母系”资方——上海联合基因科技（集团）与广东星湖科技（600866），分别与上海三毛、新黄浦、鞍山合成、浙江中汇以及香港上市公司精优药业（0858）等发生了从2000万元到2.5亿元不等的“资本关系”。
而另一些同样热衷于“资本运作“的生物芯片企业，却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操作方法。他们中的一些企业来自行业之外，既无对领域深刻的理解，更不擅长于专业市场渠道与专业技术服务。对于它们来说，更希望通过资本运作超越生物芯片领域自身的独特性，获得经营中的主动权。
换言之，市场有多大，技术是否靠的住，做制药厂的上游产品还面向个人诊断市场，这些问题已经不是该类企业关心的核心问题，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上市？在哪里上市？
比如上海数康科技，据悉，2002年底上海数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多肿瘤标记物芯片检测系统和深圳益生堂的“丙型肝炎病毒分片断抗体检测试剂盒（蛋白芯片）先后拿到了SDA的新药生产许可批文，尽管对于前者业界曾不无疑虑。但后来人们逐渐发现，数康拿到SDA批文的 “醉翁之意”已然直指香港创业板。尽管此举现在仍然不甚了了，但业内人士并非都看好。
上海某基因公司的陈先生曾为上海数康上市香港创业板演义过一回“财务顾问分析”。他认为，如果数康实现在香港创业板的上市，参照2002年复旦张江的发行价以及发行规模，其IPO总规模大约在5000万到7500万港币之间。但由于“登陆”香港创业板的费用高昂，可能最多拿到4000多万港元，如果募得的资金最终用于向企业R&D“输血”，又能抵得几时呢？
在国外，有时情形也类似。尽管目前已经有少量商业化产品基因芯片上市，但由于该技术还处研制阶段，许多方面尚不成熟，因而价格较贵。但这些企业也受到了生物技术板块鼓吹者的热力吹捧。但是，有所不同的是，国际上大多数从事基因芯片开发的核心企业是商业性的生物技术公司。这些公司从一开始涉足生物芯片领域，就是以开发自有核心技术和“拳头”产品为目的和安身立命之技。目前国际上几个主要的生物芯片开发公司都是如此。
但是，行业研究人士同时也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质疑：第一，相比成熟的和流通性较好的资本环境，中国现有资本市场环境也亟待成熟和完善；第二，过分复杂的企业结构不利于业内人士准确判断发展方向，易出现资源重复建设和市场的恶性竞争。
作者：新经济导刊记者 赵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