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方：医学硕士，医学人文学者。著有医学人文专著《敬畏生命》，主编《医学人文十五讲》。
张大庆：教授，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医学史委员会主任。
王一方 张大庆
基因研究带来“还原论”的坚挺，同时向新医学模式提出挑战
王一方：在新医学模式推行的30年间，人类对生命这一复杂系统的解读更加多元化、立体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刻意地削弱生物学向度的探索，也不是简单宣称“还原论”的终结。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还原论”研究的硕果累累，才产生了许多无法用生物学理论和方法作为“唯一解释”的全新问题。这些问题为社会、心理、人文观念和方法的介入创造了空间，从而构成“一个问题，多元解读”的“滚雪球”模型。
张大庆：医学的历史首先是发明与发现的历史。近30年间，与新医学模式伴生的“事件”里，最令人惊奇的当数基因研究了。自从1962年沃森和克里克合作发现DNA双螺旋结构，从而分享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后，基因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之后，沃森再露峥嵘，出任“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HGP）”的首席科学家。2000年6月26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英国首相布莱尔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宣告人类基因组“工作框架图”绘制完成。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两位国家首脑如此贴近一项科学发现。
HGP对于理解人类的生物学本性具有深远的意义，沃森认为，“它将为我们提供有关‘人类生存的化学支撑结构’的所有答案，也将揭开许多与基因有关的遗传性疾病的谜底”。
王一方：毫无疑问，HGP带来了医学领域“还原论”的坚挺与回归，同时也向新医学模式提出了挑战。HGP不仅使恩格尔当年所述的生物学解释占优势的糖尿病找到确切的基因缺陷，就是原本认为社会、心理解释占优势的精神分裂症、儿童自闭症也归因于生物学解释，甚至有研究机构宣称找到了“自杀基因”、“抑郁基因”。
基因研究的深入或许可以帮助新医学模式“收复失地”
王一方：也许，心理、社会和人文因素只能成为“基因表达”的诱因或发病因素（基因组学称为“内噪音”和“外噪音”），即所谓的“扳机效应”。人类基因组研究发现大量基因只是重复的冗长片段，而起关键作用的是数量不多的“调控因子”。我想，“扳机效应”研究的深入或许可以帮助新医学模式“收复失地”。那些人们认为生物学解释占优势的疾病，也会因此而更为充分地追溯具有“扳机效应”的心理、社会、人文因素。
在人类疾病的因果链中，生物学病因常常是近因、单一因，而心理、社会病因则是远因、复合因。在后基因时代，后者将占据要津。当代优秀的系统生物学家吴家睿曾指出：“20世纪的生命科学主流是分子生物学，这是一种简单化的生命科学。”生命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一个开放性的复杂系统，因此，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发起人之一、美国生物学家胡德创立了系统生物学。他认为，“系统生物学将是21世纪医学和生物学的核心驱动力”，有望成为后基因时代生命科学新的研究纲领。
张大庆：理想的医学解释系统一定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因为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生物体，我们当然不能单纯从基因向度去寻找答案。而另一个酝酿着医学革命的未知领域则是脑科学研究。它将揭开人类思维之谜，进而打开精神疾病、心身疾病的奥秘之锁。在我看来，基因研究与脑科学研究的起飞将使我们对疾病和医学的把握更趋完整。如果基因研究有了进展就高唱“基因决定论”，如同过去我们一度信奉的“细菌决定论”、“环境决定论”一样，那我们就只是在“盲人摸象”。
技术的高下只是真理层面的问题，而不是命运归宿问题
王一方：换一个角度，基因研究的进步其实也给生物学和医学带来了新的契机，开辟了人文医学、社会医学的新课题，引发了有关“基因伦理”研究的风生水起。有人甚至宣称，将来生物学和医学的学术困惑将由“技术”转向“伦理”。技术不再是难题，伦理选择才是真正的难题，尤其是克隆技术的日渐成熟，引发人们惊呼——“我们正在打开一个潘多拉魔盒”。不久前，在基因研究方面走在前沿的斯坦福大学伯格教授就呼吁同行，暂时中止有望产生重大突破的研究项目，先行讨论伦理规则和许可问题。那些技术上能实现的突破，如果不经过生命伦理评估将不允许贸然进行，各种优先于“技术考量”的“伦理考量”将越来越被普遍接受。
张大庆：这不足为奇。技术的高下只是真理层面的问题，而不是命运归宿问题。一旦技术与伦理失衡，将导致不测的后果，甚至造成不可饶恕的伦理灾难，给人类社会带来无尽的痛苦。所以，伯格教授无疑是想唤起人类的理性与良知。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医学模式所昭示的“价值路径”十分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