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方：医学硕士，医学人文学者。著有医学人文专著《敬畏生命》，主编《医学人文十五讲》。
张大庆：教授，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医学史委员会主任。
王一方 张大庆
医生应该具备哲学家的美好品质
王一方：医生的学识养成既包括才智与技能、经验与感悟，又需要博爱与奉献、敬畏与悲悯。如何培养适应当代医学发展需求的职业人才，已成为各国医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不久前，我国卫生部和教育部联合召开了全国医学教育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医学教育要适应新医学模式的要求，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说起来，科学与人文共同发展并非一个新命题，而是一个常谈常新的命题，因为医学教育必须适应疾病谱的变化、医学知识与技术的进步、医疗卫生服务的扩展以及病人期望的不断提高。
张大庆：实际上，历代医学家都非常推崇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医学教育。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指出，医生应该具备哲学家全部的美好品质：无私、谦虚、高尚、冷静、必要的知识和不迷信。我国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则指出，欲为“大医”，除医学知识外，还需涉猎“五经”、“三史”和诸子庄老。19世纪以来，生物医学的迅速发展，医学分科的不断细化，使医学的科学内容极大地丰富了，而人文社会科学内容却在逐渐减少。
王一方：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医学院校为不同专业设置的课程越来越多，而人文教育却逐渐失去了自己的领地。我们既没有给医学史和医学伦理学等留下充分的授课时间，也没有为这些领域的研究储备资金。因此，美国医学教育家William G.Rothstein批评说，医学院校现在更强调培训研究人员，而不是医生。本该训练实习生的临床教授们，已经孤立于当地的医疗团体之外——他们仅仅处理非常少见的或高度专业化的疾病，而不去救治普通病人。他认为，医学院校“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公民健康”。
飞翔之前，插上科学与人文两个翅膀
张大庆：20世纪60年代后，医学技术的进一步突破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伦理、法律问题，使得医学教育的人文价值再次得到强调。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美国医学教育领域掀起改革浪潮，结果是将更多的时间分配给诸如大众医学、社会医学、医学伦理学和医学史等学科。医学人文学科作为一个由多学科交叉、综合而成的学科群，在培养现代医学人才中的作用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
王一方：哈佛医学院一直在探索医学课程改革，将医学的主要科目——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精神病学、神经学、放射学，统一在“主要临床经验”之下，以提供涉及某一重要疾病的跨学科综合课程，增加在教师指导下医学生与病人接触的时间。与此同时，它还为医学生提供了多元文化中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相关课程，使医学生能够穿越个体化的疾病，直抵人类的幸福和命运。
1993年，英国医学总会（General Medical Council）颁布了一个名为《明天的医生》的指导性文件，强调本科医学课程既包括适用于培养普通医生的核心内容，又包括那些有益于医生个人发展的内容。这个文件要求医学生在成为注册住院医师之前，必须满足知识、技能和职业态度三方面的严苛要求。在知识方面，除生物医学知识外，他们还需涉猎人际关系和伦理、法律方面的知识；在技能方面，文件强调了哲学训练对于学习基本临床方法的重要性；在职业态度方面，医学的人文关爱与职业精神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明天的医生》的目的，就是要在医学生进行职业“飞翔”之前，为他们插上科学与人文两个“翅膀”。
伟大的医生一定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张大庆：人们在谈论医学人文教育时，实际上包含了两方面：一是通识性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如文学、艺术、政治、经济，这是医学生的常识基础；二是那些能帮助医学生理解医学的复杂性，洞察病人的个体经验的医学人文课程，其特征为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知识交融。
美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E. D. Pellegrino认为，医学人文教育不仅仅是教授一种绅士的品质，也不仅仅是为了显示医生的教养；人文素养是临床医生在做出谨慎而正确的决策时必备的素质。实际上，临床学不仅应基于科学观察和实验室数据，也应基于理解病人进而减轻病人痛苦所形成的经验。
王一方：需要强调的是，医学人文的导入不仅是为了改善医疗服务，也是为了医生个人职业生活的完整和职业价值的发现，回答“我为什么做医生”这一永恒追问。
如同史怀哲所昭示的，一位伟大的医生一定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以高超的技艺和出色的人格力量救助病人于困厄，同时，他也在自己的职业生活中享受到了无穷的快乐，史怀哲称之为“职业的福祉之源”。这份体验就是人们常说的“施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份体验是单纯的医疗知识和技术教育所不能赋予的，它需要丰富的人文、社会教养。倘若医生的职业生活中缺乏这种快感，他就算获得再多的利益，也无法平复内心的焦躁和困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