籽种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是保证作物产量和质量的根本内因，控制种子，就掌握了现代农业竞争的主动权。未来农业的竞争已经变成了种业的竞争，发展种业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利益。
上世纪90年代，当美国经济学家布朗向世界发问“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时，“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用一粒种子给出了答案。他说，依靠科技进步就能养活中国。
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基于丰富的科技资源及雄厚的生物技术研发基础，率先在国内提出大力发展籽种产业的战略。2009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出台的“科技北京”行动计划中明确指出要加快特色籽种产业发展。
面临国际种业竞争和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一粒粒良种是北京农业信心的保证。
新世纪的籽种隐忧
自然资源短缺的压力和科技资源丰富的动力，决定北京必须以发展籽种产业带动循环农业、休闲农业。然而，中国农业虽然历史悠久，籽种业的底子却不够厚。
我国种子年销售额为200—300亿元，约占全球种子销售额的11%，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二，但种子商品化率只有30%—40%，与70%的世界平均种子商品化率相距甚远。
以美国为例，近70年来，美国的玉米产量增长了6倍，大豆增长了3倍多，其中一半以上的增长源于育种者对品种进行的改造。其商业籽种规模居世界第一，种子的商品率超过90%。
如果没有强大、自主的种业，任何国家的农业都将处于被动局面。为保障基本粮食供应，各国一直都很重视控制种子这一战略资源。美国先锋种子公司和孟山都种子公司的市场份额占到美国市场2/3；欧洲玉米种子市场的80%由6大种子公司占有。
“籽种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资料，是保证作物产量和质量的根本内因。”北京市科委党组书记杨伟光指出，“控制种子，就掌握了现代农业竞争的主动权。从现代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产业化链条来分析，籽种对农业产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30%—40%，在现代农业中发挥首要的引领与基础作用。未来农业的竞争已变成种业竞争，发展种业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利益。”
“我国目前有7600多家种子企业，但种子繁育销一体化经营区域覆盖全国的只有100余家，具有一定研发能力的就更少。”杨伟光介绍说，我国每年通过国家审定的品种约150个左右，省级审定品种近千个，其中90%以上由科研机构完成。当前，我国种业企业布局分散、数量多、规模小，研发投入在比例和数量上都远低于国际企业。
毋庸置疑，科研机构是当前我国育种研究的主要力量，但每年推出的成百上千个新品种中，在市场上真正有竞争力的并不多。其原因就是新品种培育研究中成果导向大于市场引导。每个育种者依靠个人的观察、喜好和田间试验，从头干到尾，形成了“小而散，各立山头，单兵作战”的育种组织模式，断层明显。科研与生产对接不好，选育出的新品种无法快速进入市场、产生经济效益。
因此，探索促进育种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的新机制，建立育种产学研结合的新模式，是顺应世界种业技术创新趋势、快速提高我国种业科技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新机制培育新良种
北京每年引育农作物新品种数量约占全国20%，祖代蛋种鸡全国市场占有率20%、良种奶牛冻精40%、祖代肉种鸡50%、虹鳟鱼苗种40%、鲟鱼苗种50%，为全国主要农产品供给提供种业保障。据统计，北京地区保存的国家级种质资源达到39万份，列世界第二位。但关键是怎样才能充分整合这些科技资源？
深入调研和讨论后，2005年1月，北京市科委联合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市农委等部门成立了北京农业育种基础研究创新平台。平台尝试从科技管理方式、科技经费投入方式等方面进行探索，通过新的体制、机制实现人才、种质、设备等农业育种科技资源有机整合、聚集和共享，推进首都农业高技术种业创新进程。很快，7家政府部门、5家企业、21家科研院所、18家大学参与到育种平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