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在德国法兰克福发布的《２００４地球生存报告》表明，１９７０年至２０００年期间，地球上包括几百种鸟类、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鱼类在内的野生动物数量减少了约３５％。在人们所熟知的人口激增、环境污染、过度捕猎、栖息地减少和破碎化这些导致野生动物物种灭绝的因素之外，另一个罪魁祸首——动物疾病也在悄然威胁着野生动物的健康。
野生动物疫病的传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首先是动物迁移增加了动物疾病的出现和传播，许多国家和组织为防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或减少，保护濒危物种，实行了包括圈养野生动物的放归或把野生动物迁移异地在内的动物迁移计划。但是，在野生动物迁移过程中，会增加动物患病的几率和疾病的传播。一种情况是圈养动物将疾病或病原体传染给其它同种或异种动物，对同种或异种动物种群构成威胁。另一种是新环境中的疾病因素对移入动物的威胁，其他物种中存在的疾病会对引入的动物有影响，在中欧，圈养白尾海鹰如果在夏季放归，会与一种肉毒梭状芽孢杆菌接触，这种菌是引起海鸟死亡的一种重要的致病菌。因此了解传染性疾病周期及疾病过程，选择相关动物的放归、转移时间会提高放归成功率。
在环境变化对野生动物疾病的影响方面，自然气候的改变能增加宿主的丰度和病原体的传播。随着温带地区的变暖，将使感染和携带病原体（尤其是病毒）的昆虫和啮齿类动物的分布区域扩大，每年的危害期延长，使这些疾病扩散成为可能。温度的变化将带来新的降雨格局，强烈地影响着宏观生物群落的分布，进而影响微生态学变化，这些都可能有利于传染病的扩散与流行。如美国西南部发生的汉坦病毒事件，大量的降水导致草产生更多的种子和啮齿类动物数量的剧增，这种鼠是汉坦病毒的天然贮存库，因而更多的人与鼠及其粪便接触，就被传染，并出现汉坦病毒肺综合症（ＨＰＳ）。
此外随着人口数量的剧增，人类逐渐侵占野生动物领地，野生动物、家畜和人类之间的接触规模越来越高。野生动物栖息地破碎化，使得野生动物被人及其家畜包围；近年来兴起的以野生动物，尤其是濒危物种栖息地为基础的生态旅游业，也增加了野生动物与人类的接触；另外，在野生动物管理政策中，改变野生动物和圈养动物栖息环境，也是野生动物与人类接触的一个因素。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类疾病被证明与野生动物有关，许多人类疾病的病原体与野生动物疾病的病原体有很大的同源性，野生动物是许多人畜共患疫病的重要宿主或传播媒介。比如人们熟知的艾滋病，其病原体最初就是发生在非洲绿猴身上，然后传染给人类；还有１９９９年初源自马来西亚狐蝠的尼巴病毒在猪群中的肆虐，导致成千上万头猪死亡，并在几周内造成２７６人感染发病和死亡。疯牛病、口蹄疫、炭疽病等都是历史上曾经对人类有过非常严重危害的人畜共患病，而且现在仍然对人类存在威胁。然而，还有更多的存在于野生动物或在野生动物中流行的疫病病原，还不为人类所知。这些目前已知的以及未知的、但将来可能发生的重大疫病，不仅危及人类的生命健康，同时也威胁到家养畜禽和许多物种野生种群的生存，其对社会政治、经济和自然资源的危害将是无法估量的。
